现代独行传：读犬耳零笺

• 方美富

人生凹凸无数，有些书值得推荐，有些书推荐不够，更值得尊敬。我们从书本借来时间，照花前后镜，寻求安身立命之处。回头追忆，你自然会明白罢。

张生四书，言筌者，南华真经之得意忘言，尽是风流，见素者，老子所谓抱朴守真，悠然自得，云心者，五柳先生归去来兮，蔽身人间，犬耳者，闭户读书之折角也。

见素怀旧抒情，云心掐臂见血，犬耳踽踽独书。张景云先生新书以犬耳为名，虽无标榜为师心使气把酒赏菊者立传，然而零笺收文最早，所述之人骨头自硬，可入独行传。

张景云的“自学”功夫

• 杨善勇

一个人的学力和学历，说实在话，确实没有绝对的关系。那一纸亮丽的名校文凭，或许可以方便一个人毕业之后谋生；可是，学养到底不能因此练就。

张景云先生的小品随笔和大块文章，显露的也正是这么一回事。新著《犬耳零笺》（吉隆坡：燧人氏；2014）作者简介里景云先生回忆他的求学生涯，是如此的匆匆，可是，他的成就之斐然，确是不可思议。

开始，他自己初入菩提小学寄宿六年，继在官立青草巷师范学院念初中三，然后在韩江插班高中一，同年八月“被开除”。不过是16岁的少年，他“过着滚石般的生活”。

因为没有跟着一般学堂的课程和规范团团转，他在图书馆自学的那些知识，反而因此无限扩张。《犬耳零笺》记录的笔记，既是他读书的心得，也是他一身学问的流露。

文章写在1988年至1994之间，所记之事，更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之间。书成之前，景云先生补给笔记，还有不少新意和新得。他的功力之厚，由此可见，自不待言。

读问学札记

• 方美富

大体上读书人两种，一种是可能对所说所听较易生信心，一听了之后就心生欢喜然后照着说。另一种可能对每件事都非常谨慎，不轻易信服任何一种说法，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尔若勿信，自往辩之，一切清晰了方才肯举步迈进。
   读书而不自疑近乎不可能，差别只在于生信的多还是就疑的寡，苏德祥《苏氏演义》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小者则小鸣，叩之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谓善问学者，必待尽其词理委曲之意。”

《问学札记》：是谁传下这学术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 高慧铃

乍看书名，我期待这是一本类似钱穆《师友杂忆》的叙述：学者自述学术历程，读者读出学者的养成。我期待从中看到，这些学者是因怎样的心态和学习契机，造就今天学术路上的他们？他们平时都读些甚么书？在学术氛围淡寡的马来西亚如何保持著专业书的阅读量？这些散落在各地读博的学者，各有怎样的学术机遇？遇到哪些大师级的老师？各个地域的学术生态，又有甚么不为外人知的内幕？
     以上这些期许，零散地在各篇读到。像李干耀〈筑梦、圆梦的风向仪〉，叙述了学术路上所遇到的大师级的老师，并将深受启发的话语记述下来，异常珍贵。

摘自《米罗山营地》 第2章 序幕

作者： 陳河

……有很长的时间，我一直在网络上去查寻有关马来亚华人抗日游击队的资料，像一个蹩脚而耐心的渔夫在许多条河流上布下渔网，有时打到一条鱼或一只螃蟹，有时是一把虾、一个河蚌或一把水草，有时则是一只破靴子或破酒瓶。我收集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故事，但大部分是些个人的记忆和口头传说，没有找到可以支持我去重新构建一整段历史的扎实而系统的可靠资料。直到我找到了卡迪卡素夫人所写的 No Dram of Mercy《悲悯阙如》一书之后，这种局面才得到了改变。

     那是 2008 年深秋的一天，我在谷歌网站输进一个叫 Papan 的英文地名，这个小镇在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怡保附近，中文名字叫甲板。我近来经常在资料里遇见这个地名，觉得这里一定是当年红色游击队盘踞出没的地方。果然，当我在查看有关甲板的历史时，发现了一个 Sibil Kathigasu 的词条。我点击了这个词条，屏幕上马上出现了一张陈旧的黑白照片。那是一个剪短发的年轻女人的照片，她的模样像是一个欧洲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她的眼睛很大，目光坚毅带着忧伤，是一种圣女的神态。事实上这张照片是一本书的封面。书的名字叫《悲悯阙如》，封面照片上的这个叫 Sibil Kathigasu 的女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发现了卡迪卡素夫人和她写的这本书使我的研究取得了一个关键转折。不久之后，我从多伦多市立图书馆找到了这本牛津大学出版于1954 年的原版书 No Dram of Mercy。当我看过书的原文之后，深深为这本书所表现出的伟大精神而感动。我很奇怪这样一本伟大的书竟然不为中国人民所知，这是一本完全可以和《拉贝日记》《辛德勒名单》一样让千百万人感动的书。有了这本书做指引，我找到了很多新的线索。我的书房里很快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相关图书和资料，说真的，我已经成了这个问题的专家，所掌握到的很多资料是独门的。但我还是觉得十分迷茫。我感觉到我所处的现实世界和那段历史隔着一层不可逾越的时空，所以决定去马来西亚作一次实地的旅行。……

摘自： 讀書 • 書香中國 《米罗山营地：再现二战抗日风云》 / 陳河

不曾参赛的得奖人

• 何启良

《人间诗社》里有几位怪人，张景云和沙禽是佼佼者。景云沉默寡言，只能与他在空白里沟通，诗意如诗品则在有无之间。沙禽也是拙于辞令，只从他微笑里见其心话，诗境所隐藏的锋芒却是了得。据我所知，两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文学奖项的赛选。或许他们已经超过了一般参赛的年龄，但是更准确的说，他们都是耕耘无声的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拒绝外在的一切与书写有关或无关的意识活动，做分内之事，做自己相信之事。景云的《言荃集》（1977）出版得太早，沙禽的《沉思者的叩门》（2012）出版得太迟，都是因为他们的书写全凭自己的感觉与判断，其立足点是对生命的叩问。年过从心所欲与耳顺之年，两人先后得奖：景云 2010年的《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肯定他一生新闻评论的成就；沙禽荣获 2013年花踪文学大奖，应该是一项终身成就奖了。

一月读书小记

• Alex

很高兴开年读完全的第一本书是张景云先生的这本小书。自从大婶去年给我带回先生的人文随笔《云无心，水长东》，我就完全折服拜倒在先生的裤裆下。先生对社会文化当代思潮历史演变或评论或剖析，行文流水简洁，思维清晰。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的笔调不似当下报章大多数的社会文化评论者般，揶揄嘲讽，哗众取宠，对某个现象某件历史事件没有通彻了解更没有同理心却又妄自发言。

见素小品是抒情小品，写先生的生活，先生的家人，先生生命里记得的，或是一些渐渐淡忘的小事。读随笔读其人的思想体系；读抒情小品又更能读出其思想体系的滥觞。先生说自己读书‘于学无所不窥’，无他，志在‘了解世界’。这句话是我头上的指路明灯。先生二十五年前也说了，学术是世间头等虚荣而滑稽之事。我也深表认同。不是说学术研究不好，只是读书研究不需要被供上神台，不需要一再强调书中自有美娇黄金。读书，只是，喜欢就好。

 2011 年 03 月 07 日  

载录自 大紅花的國度 Blogkaki  http://alex.blogkaki.net/viewblog-124408/

个人语言、存在，及行程所见与不见

——读沙禽诗集《沉思者的叩门》

• 文：张光达

生命的真谛是什么？面对漫长的岁月，或短促的人生，生活于尘世的诗人，或世间渺小的个人，该如何为自身的生存模式与存在意义找到定位，试探路在何方？面对不知所措、茫然失落的日与夜，如何在风云的变幻中审视自身的生长，与逼视死亡，就成了诗人待解与无解的持续书写命题。诗人，或仅仅是一名次要诗人，在这道思索与迷惑的路上，在故乡与异乡，行程所见与不见，未读的书与未写的诗，思考泪或无泪的逻辑，见证旅途的诗和诗的旅途，如何抵达尘世还没有可以抵达的地方，就如诗人自身所说的：“但我相信奇迹终会出现/虽然我知道奇迹不会出现”。透过反覆不断的书写，书写诗的可能与不可能，思考诗语言的贫乏与丰饶，来探索诗/诗人/人生/生命的存在见证（或不见证）意义，诗人对此说得很透彻：“他知道/他不是时代的佼佼者/不能在荒芜的野地栽出盛放的花/他必定也知道/诗也是次要的/一如吃饭睡觉/而在流烟的拓散里/草叶的飘零中/他就笃实地/做着次要的事/终其一生/因为主要的/一直没有找到”。

不可捉摸∕琢磨∕著墨之诗：读沙禽〈象罔〉

• 杨邦尼

罗丹《沉思者》

沙禽写诗四十年来得诗（或得失）116首，极少（少即多），放慢每一首诗的阅读，本文试著用“同声字链”的方式，阅读近作〈象罔〉（《沉思者的叩问》，第179页，2008年），于是在行文中不断放入斜杠（声音的回声室：同音，谐音，拼音），迂回为了进入写诗∕创作，阅读∕解读的本体，黑洞或漩涡。

诗作〈象罔〉的引文引自《庄子·天地》篇的寓言（语言，预言：“言”的难以“圆”诠），在引庄子寓言本身，引发更多同此寓言雷同的寓言：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外物〉）、罔两问景（〈齐物论〉），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应帝王〉），如此“循环往复”的字辨∕辩∕变下去，唠叨喋絮，不就又落入庄子寓言中的“遗其玄珠”（司马彪云：珠，道真也），沙禽这首诗，一方面以庄子为“诗引”（药引，引言），一方面用“文字”捕捉“寻不回”的“遗失的玄珠”，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背反，反者，道之动。（《老子》第40章）

潘永强这一道激光

•  杨善勇

马来西亚的评论作者晚近青出于蓝，人才辈出；张景云先生年前序言《当代文存‧政治卷》曾有举例明白说明；若黄进发、若黄家伟、若庄迪澎，都是不可磨灭的时代之声。

在此当中足以接林连玉、李万千、林吉祥、许光道、柯嘉逊博士独当一面，挺身而出，领导社会舆论的罗盘，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的潘永强，毋庸是21世纪另一面忠肝义胆的鲜明旗帜。 

他早前提出马华公会在黄家定时代日渐“逃离政治”的论述，江湖广传据说曾在我党中委会议上掀动激情澎湃的争辩。不论实情毕竟如何，潘博士文章之重量，由此可知。 

淡素的云彩

•  梅淑贞

最近，连读张景云先生的两本新书《云无心，水长东》和《见素小品》，令人愉快非常。将那两本封面设计和颜色都两相素淡的书捧在手中，真的如见张先生其人，虽然我们已经接近二十年不曾碰面了。我读到《见素小品》的其中一篇〈人间旧雨〉，提到黄学海在加星路所办的一个烧烤晚会，想了想，那次可能就是我们最近一次的会面。若我的记忆准确的话，那已经至少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而张先生是我近卅年来最敬佩的文化人。这样称呼他，也是一种因循将就，因为我觉得如果称他为“文人”，则是更加的不妥。根据书中内页的作者简介，除了我已经知道的两种身份，舞文（那是此二书的由来）和弄墨（那是画家的身份），原来他还曾当过临时教员、灰料工人、独中文员、小园主助理、家庭教师、画廊经理、夜总会乐队经理等等，活脱脱像个无所不能的万能老倌。
         由这一长串的职业名录，我才知道自己对张先生的了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我们于 1972 年的初次会面时。那一天，陈瑞献带着我这个也是第一次见面的长期笔友，来到新加坡的“第一画廊”（Alpha Gallery），会见张景云和据瑞献说是画廊老板的画家丘瑞河先生。张先生那时是该画廊的经理。
         虽然我那时不知道画廊经理是干什么的，但由于念的是商科，知道能当上经理的都是领导人才，都是人物，所以十分敬畏。可是这个经理人物却显得很木讷腼腆，一张棕色的脸含着有点局促不安的笑意，任由丘陈两位辩才旁若无人、滔滔不绝地各发高论。
         我好奇地打量着他，以经理的身份，他的衣着打扮确是与一般机构的经理不同——那天他穿着一件乳白色的印度棉纱薄衫，领口裁成 V 字，上面有精致的刺绣，有点宽袍大袖飘飘然的况味。那种印度棉纱衫，是六十至七十年代最盛行的装束，我至少拥有过两三件同系列的衬衫。
         那天不记得他是否有佩戴上珠链叮当的装饰，因为据说他那时的打扮都很前卫，但那身印度装，却是令我印象深刻。后来的那将近卅年光阴，一提起他的名字，便想起那次会面时的第一印象。
         在画廊里，不知怎的我会翻到他以英文写的一篇画评，这里暂借周瘦鹃在那篇〈写在紫罗兰前面〉赞赏张爱玲的话：“我约略一读，就觉得他英文的高明”。张先生的英文之佳，真是令我惊为天人。后来回到瑞献家提起此事，方知道原来他完全靠阅读自修得来，令我更加心悦诚服，觉得他真是天人一个。
         但他何止写曾经那么让我惊叹的画评，在那段时期里，原来他也创作英文诗，“梦里也编织英文诗句”〈英培安〉，真真正正的多才多艺左右皆逢源。
         但这样一个喜欢读书写作的人，也得常为生计而发愁〈三艺友〉；曾被学校开除〈韩中八月〉；获纽约美术学校录取，但申请签证却被拒，只能“噙着泪水，在中午艳阳下踏着自己的影子离开” 〈蔷薇无所谓因由〉，以及生活中无数大大小小的挫折和磨练，他在《见素小品》中平静从容地道来，把曾经蒙受的屈辱和痛楚都淡化了。也许那是经历岁月河流淘洗下的澄明，但一样令人为之动容。
         《见素小品》里的多篇文章我曾再三翻读神游其中，那是因为他笔下那个魂萦梦牵的槟城也是我的家城。在这点上，我们算是半个同乡，虽然他出生于缅甸，据闻祖母还是缅甸裔。
         那些一个个叫作大咯巷（我在十八岁之前就住在那里附近）、五盏灯、大路后、青草巷、姓王公司、牛干冬、日落洞、菩提中学、车水路、沓田仔、春满园等等街名和坐标，都带了点淡淡的哀愁，即使在过去的卅年间槟榔屿仅是我返乡度假的家城，但也一样地像那首引述的诗所说的“岛上的羁人年年渐老”。
    《见素小品》内的散文，其实不过是张先生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下的副产品，因为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的社会文化评论文章。还在他以“芜阶先生”的笔名写评论时，我已是他的忠实读者，觉得他的文字不只雄辩滔滔，还有一般评论文章所难得一见的幽默机智。单是那个笔名，便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却原来他还有“马华评论第一剑”的雅称，真是恰当的很，因为放眼当下，也只有他才配称为马华第一健笔。

• 收录于 《文学自由谈》 双月刊，2002年5月号（总第88期），137-139页，天津市文学自由谈杂志社出版。
• 原刊于 《中国报》 17.11.2001

张景云先生

• 豪健

 转载自《踟躕》April 8, 2009

第一次读张景云先生的书，是四年前的事。朋友从书橱里把《见素小品》和《云无心，水长东》取下，递到我面前，只说了一句 “这书好看”，我便拿回家把书看完。实在是好看。

  看完觉得好看，若要说出好看的原因，并举例以说明，似乎又不很记得书中的内容。进入了中文系，一次，老师谈起马华文学的杂文，提到了张景云先生，对其文章有高度的赞赏，我虽没有举手赞同，心里却兴奋不已。自此，逢人谈起马华文学，必问曾否读过张景云先生的书，若无，则大力推介之。为何好看？每当遇上这问题，我都不能详述，只能告诉对方，你去看一看就会知道。

  第二次读张景云先生的书，地点在拉曼大学 PH 楼图书馆。取下翻阅，《见素小品》里的一篇文章〈生涯〉里有这样的一句话：

“进睡房里取了一本书出来，是朱熹的《四书集注》，纸都变黄了，屁股也散脱了不知多少页。‘现在有多少人还看这种古书。’ 那语气不像是问我，而是在回答自己的问话。”

  那时候我是二年级，正上着四书的课，看见这段文字，觉得相当有趣，但不记得自己曾经读过这篇文章。在图书馆里，见有同学经过，就把书递上，介绍对方看一看书中的第一篇文章。遇四书导师，步前递书，老师看后遂把文章放上博客。读第二次，大概也只是读了这篇文章。

  第三次读张景云先生的书，仍然是《见素小品》和《云无心，水长东》。之前读的，都不是自己的书，唯第三次时，才买下这两本书。文中出现林水檺老师的名字，原来他俩以前是同一间中学，之前阅读此书时，对文中的人物没有留下深刻印象，进入中文系后重读，似乎多了一些亲切感。大学一年级，老师见我对物理感兴趣，故向我介绍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云》中，张景云先生谈到李约瑟和他所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重读《云》，方知自己读过。书中亦对知识分子、青年、大学生、读书人、文化等作出了不少的剖析，对于这类课题，我都感兴趣，尤其是进入中文系后。在修词选课之前，就曾经接触过陈与义的作品，“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进入中文系后，再读《见》，读至此句，原来我以前已经读过了，怎么没有印象？韦庄的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和辛弃疾的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皆是我在修词选科时非常喜爱的词句，也是我之前读《见》时没有多加注意的，重读《见》，才发现自己喜欢的，原来之前曾经看过。

  同学购书团抵隆，我抓了《见》和《云》递上，大力推介。张景云先生十六岁就辍学，不曾受过高等教育，当过建筑工人、灰料工人、家庭教师、临时教员、画廊经理、夜总会乐队经理等等，后来成为报界中的重要人物，写稿留下了不少的好文章，可说是马华作家中的传奇人物，如果他自认是马华作家。同学手上捧著《见》和《云》在书店里逛了好一阵子。付款时，发现两本书整齐地排放在原处，所谓书本的实用价值，终究胜过很多东西。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 郭丽云

老板说，下午茶由公司的安娣负责冲泡，一个帮我们里里外外打扫得头头是道的安娣，上班前买早餐时偶遇其与先生进食，竟然就让我想起张景云和他的太太。

初见张景云，于马华大厦的《当代马华文存》推介礼上，在这之前闻其名，于此之后阅其书，一种对照性的感觉不经觉流泻在他行云流水的文笔中，就溶解成一个合成体，像分不清云和雾、雨和泪。何启良老师在《京华思绪》里头的〈云有心，水长流〉篇章称赞张景云文笔的功力，认为 “马华读者‘读其文，想见其人’……马华报界至今无人能出其左右。” 一个在报界赫赫有名的马华文坛巨斗，私底下的铁汉柔情更显常人的真性情。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让她出去做工，一个只能做粗活的女人月入会有多少……邻近一家广告公司需要清洁女工，她前往应征一拍即合……放工回来，以及早晨上工之前，还得赶紧补做不能不做的家务。那晚她有点自嘲的说，公司里开周年派对，她都不敢与人握手，因为两只手掌都磨得粗粗的。我没说什么，只是伸出手臂环抱她的肩膀，心里尽在淌泪。”  张景云〈拙荆〉一文轻描淡写，竟写出了多少执子之手的深情浓意。

“拙荆” 二字总无端让我联想起 “糟糠之妻不下堂” 一句。中国旧时社会里，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女性则必须三贞九烈，婚姻制度一直笼罩在男性霸权主义的阴影里，所谓的一纸 “休妻”，和 “贞节牌坊” 一样箍制着女性的咽喉。男和女，各占天平的一端，就产生了失效的平衡感。所幸，我生长在这个稍微平等的年代。

有个打家庭工的妈妈对我说：“待我孩子毕了业，能做工赚钱了，我就不做了。” 我望着她和众多母亲一样的双手、粗糙斑驳里头尽写的血泪，再回想张景云记载苍芜心灵的淡然文字，不禁为自己一双无甚作为的双手深感惭愧，一阵悲戚感打从心底燃升。父母牵手的画面不在我的记忆存档里，只常常在想，那两双因劳作而长满厚茧的手掌，或许各别镌刻着 “无、怨、无、悔” 这四字的永恒风霜。在物质生活上，我爸能给我的不多；在于心灵的充实方面上，他却毫无保留地腾出一个空间来让我成长。我相信我妈当时也不怪我爸之对于她，物质给予的缺乏，如果她还在，一个拥抱，或许已足以让她开怀。我的记忆力很差，但我所能讲述的往事却比兄姐们多，至少我还怀念着父母并肩而走的背影，那些兄姐们可能再也勾勒不起的回忆轮廓。

案头搁着张景云两本值得再翻新的书：《云无心，水长东》及《见素小品》，白色的封面开始有泛黄的迹象，却飘然而出一股香醇的味道，一如里头泛黄却记忆犹新的故事。后者是软性的随笔散文，没有刻意渲染的氛围，不牵强不造作，写拙荆为了生活而劳动的粗糙双手，让我感觉像砂纸磨掉边缘的乡愁，磨平岁月里荒芜的疮疤。在磨出光滑的过程中，所有说不出口的爱，早在沙、沙、沙声里凝聚成永不化解的承诺。一个自觉无法富裕妻小物质生活的男人，却透过文字填补了我们内心深处温情体会的匮乏。

安娣前天泡咖啡、昨天美碌、今天奶茶，我喝着喝着，想起妈妈泡的牛奶，让我长大。而我爸，又会在外头所喝的每一杯饮料中，对哪些往事有所牵挂？

13-03-2003·写于PJ·刊登于光华日报周刊·《舒卷余情》专栏稿

“我能忍受，妈妈。”

•  杨善勇

1941年，日军残暴地抢走了西碧儿·卡迪卡素（Sybil Kathigasu）一家的圣诞。西碧儿并不屈服，夫妇俩反而积极投入支援抗日，以后转到霹雳甲板暗中救护受伤的游击战士。救亡的喜悦固然难以忘怀，然则，摆在她前面是难言的悲恸，摧残和蹂躏。

铁蹄之下，几乎没有意外，她最终被扣，被捕，被审，被骂，被辱，被打，被虐；继而关在地狱被煎，被熬乃至差点被杀。阴暗幽深的牢房，日军在她身上用尽酷刑，拳打脚踢反复逼讯。她雪白的肉体渐渐布满一道道鞭痕一个个烙印一滴滴血丝。

其中一次，日军把他们的女儿朵恩捆绑，吊在树上，下面放火。西碧儿在她的回忆录战战兢兢地追述这段撕心裂肺的抽搐。朵恩还是那样乖巧；她说：“我能忍受，妈妈。不要担心。”即便日军继续威胁西碧儿供出内情，朵恩仍然坚持不懈：“不要说，妈妈，我爱你，我们死在一起。耶稣等着我们。”

一计不成，日军应用同样的方式，也把她的医生先生吊在树上折磨。西碧儿再也看不去了。她向日军要求一杯水给她至爱的亲人。军官答应，附加一个条件：“但你必须先亲我的脚。”

众目睽睽中，她屈身亲了他的靴子三下。军官得意洋洋，笑了。……
细读由陈文煌先生翻译、西碧儿所著的《悲悯阙如》里之种种事迹，我们再也不能为二战以后世间断断续续的和平而得意。何况审判之前审判之中审判之后，日军非但没有一丝悔意，光天化日反倒不断轻浮史书；“我不能忍受”，真的。

幸好西碧儿当年借用的那所 74 号诊疗所，尚在甲板见证她的坚贞奋勇；幸好燧人氏肝胆过人，新版西碧儿笔下 No Dram of Mercy 的记忆，为日军钦定的教科书提供了第二种角度第一手资料。

纪念日军投降 60 年周年的 2005 年 8 月 15 日，我因此向抗日军、西碧儿以及燧人氏举起抗日历史的圣火脱帽致敬；他们身先卫国的感人事迹必将永垂不朽！

云有心，水长流

• 何启良

我曾经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过景云是 “马华评论第一剑”，不知有人非议否？到现在为止好像诸江湖中的武林高手都无异声，看来像是默认了。我看平心而论这个评价大概也不会太离镨罢。当然论人评文比高低，实际意义是不大的，最多也不过是满足了评论者的那一点 “排座欲”。就好像在书法里我们推崇王羲之的〈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为天下第二行书，苏东坡的〈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一样，比的是什么，很难说得清楚。我个人对这些作品的评价则是颠倒过来的，这完全是因为自己那份近似苏东坡 “坟墓在万里” 的心境所致。说景云是马华评论第一剑，那么马华评论第二剑又是谁呢？我想每个人心中自有分数。说来好玩，中国和台湾都要 “十大诗人”、“十大散文家”、“十大小说家” 之类的评选，而且甚至还有把作者编定座位排名次序的。1995 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四卷两百五十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编者编定的座位排名次序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这种打破传统座次排名方式，在文学界引起相当大的争议。马华文坛好像不流行这个“十大”什么的，大概大家都 “不好意思”，也不愿意对同行过分褒庇或贬损，免生是非。《星洲日报》“花踪” 好像曾有过“马华十位最受欢迎的作家”之类的活动，着重点是作者的受欢迎度 (popularity) ，而不是作品的优劣。究竟 “十大” 之类还是必需要从事评论的人来选的。1994 年千秋出版社编辑的《马华七家诗选》，应该是有点野心的，也最为接近这个编选思维，但是它还是没有太大胆为诗人座次排名（诗选以年龄为次序编排标准）。那时我心中早已埋伏了 “马华十大诗人” 的名单（现在公开前三名，他们是：沙禽、沙禽、沙禽；排座后面的七位，改日再容我详细道来），而社会评论作者虽无 “十大” 名单，但是列在首席者，则是张景云。

景云在马华评论界的地位，长久以来都是相当好评的。他独善其身，不求闻达，但是文章之锋芒却不因他的刻意循隐而失色，恰恰相反，马华读者 “读其文，想见其人”，于是他不得不粉墨登场，俨然成为座谈会、研讨会的常客了，他自嘲 “到处演讲招摇”（《见素小品》〈鸿爪〉），肯定心中无奈。以他在报界服务写评论的长久、文章论述面的广泛、评析论点之深刻，我一直认为马华今日报界无人能出其左右。以前我阅读《南洋商报》的社论时，必先查看社论后的编号，是景云的才详读。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个阅读习惯在他们之间也相当普遍。我想，在读者心中，景云的社评文章事理通达，分析入微，虽然漏夜疾书，仍然不能掩藏其智慧的闪耀和洞察的透彻。如果马华评论界有什么 “权威” 的话，它非景云莫属。

作为一位初入政治和社会门栏的观测者，我曾得益于景云的文章甚多，自己不能肯定或下判断的议题，常依赖他的论断。我这次参与这个推介会，其中当然是为了尽点朋友之职责，同时也怀着一种感恩追渊的心情。我小时候父亲深知小子长大后实不能成大器，开导也没用，于是施行严厉管制，吩咐要我每天都得抄写家里订阅的《星洲日报》的社论，每天晚上披阅，高兴时还会赏我一毛钱。当然那时我对社论所评所论一窍不通，但是家父之 “错教” ，却使我养成注意报章社论和社评的习惯。景云社评文章在《南洋商报》出现，应该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那时我已经从惨绿的少年步入了知性初萌的青年，那时〈人间〉诗社诸友的聚会，景云总是微笑不语，或目光望向远方。

写社论是不署名的，因为是职业之内的职责，故这些文章不能收入在个人选集里。景云更重要的、更具影响力的评论，是以真名发表的社评文章。这些文章至今还没有结集出版。评论是景云的强项，在他的书写中也占有最大的比例。景云社评文章的结集，就好像沙禽诗的结集一样令人望穿秋水，其意义应该是给于马华评论界对景云写作生涯一个回顾和总结的机会。宗麟负责的燧人氏出版社这次出版一系列的 “张景云书系”，目的就是要我们全盘评估景云的二、三十年的评论与创作，这不能不说是马华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云无心，水长东》应该不能称为评论集，其中杂文的气息颇重，但是始终一贯的是书中人文内涵的深刻表现。这正是景云随笔的过人之处。朋友之间称景云为 “杂家”，这本结集正是最好的证明。此书封面的内页有〈作者自况〉，实为一妙文，读者自可慢慢嚼读体味。这篇文章与明末文人徐文长和张岱所作的《自为墓志铭》似有相通之处。景云采用的，是一种自我笑谑的方式，来化解和代替无以克服的生命悲怆和遗憾，同时也含着一种度量人生的心灵尺度。

书中所引用的书目也令我汗颜。我要说的是景云所阅读范围之广杂实在惊人。虽然不能说无书不读，但是在同辈、同行间有读书范围如此之广者，稀矣。陈应德曾谓景云可称为学者，我想是从这一点上立论。《云无心，水长东》书中所引用之书目，多是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的，但是却那么贴切。我知道他曾经对科幻小说有特别的爱好，记得他还曾经帮忙过《蕉风》编制 “科幻小说” 特号。还有一位怪人是 “人间” 诗社的另一位成员林培和。他们 “超凡” 的阅读范围和兴趣绝对不是我这种专牛角尖、居象牙塔的人所能比拟的。景云当然还写现代诗，他的《言荃集》1977 年出版，那时他年龄大约接近四十，诗集见证了他后来回忆的少年在新加坡和槟城以及后来在吉隆坡的踉苍岁月。出版后知音稀寥，只有阿飘一人惊为天书，后来好像还有梅淑真一篇诗评，之后张尘因是谁无人记起。廿三年后《南洋商报》的文艺版编者重揭此诗集，搞过一阵子 “张景云热”，虽然景云应盖冠的诗名似乎来迟了些，但是仍然是令人珍惜和庆幸的。景云又曾学过画，我在 1985 年人间出版社出版的《另一种琵琶》的封面就是景云的画，他用的笔名是补壁先生。他还曾编书、翻译小说和诗，乐此不疲。说起来这些都是往事，追述起来乐趣无穷，但也证明岁月匆匆，我们都苍老了。

而景云的另一本结集《见素小品》正是他细水长流的回忆录，也可以说是他中年以后的“忏悔录”，其中还有一些是抒情小品。这些似不经意、随手挥洒、褪尽火气的小品文，常令人惊喜。我从朋友或他本人口中所知道的他的背景事故不多，甚至说非常之少，主要是景云生性寡言，其表情甚至可以用 “木呐” 来形容，和他相处大部分时间他是看着你听你讲话，偶尔也会加一两个标点符号，算是参与，他对自己性格的描绘是 “像热水壶那样内热外冷”，形容得极为贴切。《见素小品》中更多描述了他年小、少年和年轻时的一些事故，读来亲切，有一篇文章提到他年轻时的一次暗恋，读者惊讶看似老僧入定的景云也曾经有过一段缠绵心恋。我曾经在《南洋商报》追读过这些文字，一方面是欲填补我对他人生经历认识的空白，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欣赏这些文字的隽永和内敛。所谓 “见素”，当是景云生活流离、久经各行业倾轧，倦于人事之后反朴归真的一种心理折射。书中有这样一句：“发着流放的悲戚与沧桑之感”，正是此书的概括。但是书中亦有淡泊之作，佳篇如〈拙荆〉〈温柔陷阱〉〈得其所哉〉，静谧从容，气息安详，清淡之中自见真情，韩愈的 “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应是此意。读者会觉得境界与景云常提到而欣赏的知堂老人周作人的文章相去不远。把景云和周作人相比，是国忠在〈文章背后〉这篇文章里提过的。我们生活路途中常遇到坏人，心中不无不平与愤郁。然而景云所忆所写，都是他生命中的好人好事。周作人的哥哥周树人对伤害过他的人 “一个也不宽恕”，景云的人生态度却恰恰相反。他可以那样落寞一笑，潇潇然写下如下的一段文字：

“追忆居留新加坡的往事，最令我黯然神伤而又抱憾无穷的，无过于那些教我觉得非常幸运的好人好事。在那穷愁潦倒的岁月里，这些平凡甚至于伧俗的小人物，对我是曾经有过一饭乘上无数倍的恩惠。没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一个文化人。”〈一饭乘上无数倍〉

苏东坡说他自己写文章 “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意思是说写文章一定要从肺腑中自然流露，一如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而袁宏道则提出了 “韵” 和 “趣”两个标准。老实说，我极少阅读现代的小品文，正是因为绝大多数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反而最近出现的 “大散文”（如胡平《千年沉重》、巴荒《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费振钟《堕落时代》等）极合我阅读的口味。马华作家里的小品文作者之中，我觉得悄凌和张木钦的文字有许多突出的个性和风格，是少数可读的 “专栏”。在新加坡的小专栏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作者常用这类文体评析时政。作家里我特别喜欢刘培芳、吴伟材和彭飞在《联合早报》的小方块，他们的文章亦可以当着社会评论来阅读。他们字里行间呈现出来的，皆是一股在一个评论气候极为寒凉的异意反调。

这两本书——《云无心，水长东》和《见素小品》——反映出景云思维的杂繁面和小个人的纯情面。一本是景云吸收了百家而绽放的思考随笔，触类旁通、纤毫毕露、万象森罗；另一本则是中年以后很纯情但又苍芜的心灵记录，含蓄蕴藉、随意湮隐、多情笑我。在两个文体领域里，这两本书自有其特别的地位，而它们为佼佼者，乃吾所推荐的。当然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学术不学术的评价，景云就曾讽刺说 “学术是世间头等虚荣和滑稽之事”，因此大家不可把我这番话当着什么 “坐标位置” 之类的评论。今日吾多戏言，正是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九回里的 “村老老的信口开河” ，诸位不要见怪。

……………
何启良.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曾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此文为作者在 2001 年 11 月 18 日张景云新书《云无心，水长东》和《见素小品》新书发表会上讲话。

时间之茧

• 台长：京待

临睡前翻读张景云的《见素小品》，已成了这几个星期的习惯。人说生活磨人，从张景云文中最能感受；只是磨的大概不是志气和理想，而是感情和记忆。感情和记忆也不一定会变薄变淡，想像锄禾日当午，手掌的皮肉被磨得起茧，劳作过的证据都住在里面，反而让人坚强。

张景云拥抱记忆和情感，大概也困在时间之茧里，出不来了。因为出不来，我们才可以从外面看他，像捧著书的读者，看他从茧里逼视而出的两道苍凉目光。

翻过了一页，仿佛就告别了一些时间、某些心情。张景云的照片印在封底内页，书越看越薄，和他似乎也越近了。读到后来越读越慢，像去旅行般，告别的日子快到了，还舍不得回来，舍不得从书中抽离，即使这不是一趟惬意的旅程。有些旅程却也不指望惬意，因为苍凉也是一种美，而时间轻轻为它镀金，让它从时间之茧里发出光来。因为时空的嬗递，我们看到的也仅仅是这光。张景云的苍凉，只有他自己最懂。

合上书灭灯睡觉，猛然想起张景云比自己多活了三十年，那双淡伤的眼已被时间浊黄。时间轻摆，带著轻蔑的招摇划过额际，张景云垂垂老矣。但生命总有许多美和感动，缠人如茧、处处流光，所以时间，你别骄傲。

2002-07-11 18:12

时间永恒，人生一瞬

　　——张景云的《云无心，水长东》

• 唐林

川阅水而成川，水滔滔而日度；
世阅人而成世，人冉冉而行事。
——晋·陆机〈叹逝赋〉

我自然只能当个很小很小而不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中·瞿秋白〈我〉

一）仅是扮演魔鬼的代言人
张景云掬取陶潜的“云无心以出岫”前三个字，和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后三个字作书名，既逍遥淡泊的自在，又纠缠尘网的煎熬，确是别具况味。他在〈文化、金钱、权力的三角习题〉中说：“……我个人是个彻头彻尾文化安那其主义者，用东方式的说法，我是个道家。”(页41) 在〈文化的二分与冲突〉里说：

“我个人是个思想上的吉普赛，对什么都是拿来主义，保守主义的裤子也好，自由主义的披风也好，我都可以随机拿来穿着”。(页135-136)

又在〈个人在至大至小之间〉表白：

“我只是个报纸佬，同时是一个可敬的女人的丈夫、两个可爱的小女孩的爸爸，并且私心希望配得上是不少三种益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的朋友……我的心上也驮载着不少悲剧，许许多多别人的悲剧。……我想到的是天底下那许许多多和我一样默默承担着这些重量的小人物。”（页76）

接着说：“你必须告诉自己，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更好的指引你走这条人生的路。”（页79）他坚持保持清醒，认为读“诗和小说使我清醒，让我体会‘我最重要’。”（页80）

此外在〈一个读书人的感恩辞〉中说：

“一切恩惠都是美丽的，餐桌上的米饭和清茶，或是面包和白开水，皆是小小的神迹和小小的恩典，一个人越是用心生活，就越欣赏和珍惜人生旅途上这无数的小资粮。”（页93）

但他绝不自卑，被许光道大侠辱骂时，引百年前一位美国诗人的座右铭：“你别妄自菲薄，当珍惜所业，因为在艰难时世，它将是你的支柱。”又强调：“我尊敬大侠和银行经理，我尊敬稻农、清道夫、教师和补鞋匠，也请容许我尊重我自己从事的工作。”（页173〈努力做自己思想的主人〉）他就是这样热爱生活，面对人生，绝没有以当代英雄来自我膨胀，认为这类探讨对社会种种潮流弊病的论述，“仅是扮演魔鬼的代言人”。（页42）

二）碰触华社生存的支撑点
第一篇〈核心人文价值与课程〉就尖锐指出：

“马来西亚华人需要本身的‘母亲教我的歌’，《毕业歌》和《友谊万岁》，来表现我们特殊的生活环境社会风俗或思想感情。……我们是移民的后裔，我们的文化里难免会有很多借来的因素及内容，而生活在一个空间距离不断被尖端通讯科技征服的地球村里，我们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对别人的文化也应抱包容态度，在谈论探寻马来西亚华人的核心人文课程与核心文化价值时，这自然会形成一种抉择上的吊诡和紧张。”(页4)

景云的应对方法是：

“精神文明必须与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步开展。……学校里应该落实‘以人为目标’的非功利性核心人文课程，更应把社会转变成不设围墙的学校，使人的自我实现成为终生的‘功课’。”（页7）

原因是“社会教育欠缺积极性的人文价值所倚仗以发挥作用的核心课程”，形成许冠杰的《发钱寒》之类的消极因素大行其道，“并且像癌细胞般的威胁社会有机体的精神文明的健康”。（页5）其实《发钱寒》能够由香港冲淹东南亚华社，是它符合华社生存的支撑点，早在二千四百年前春秋时代，“钱”便是中国人社会生存的支撑点，孔夫子赞美“一箪食，一瓢饮”是抗拒“钱”的诱惑，稍后战国时代，屈原拒绝渔父的劝告，是蔑视“钱”的行径。六百年后晋代鲁褒说真话，在〈钱神论〉中歌颂钱“亲爱如兄”，被同时代读书人排斥，事实是“钱”仍然支配一切，一千年后，时代画家沈周慨叹“钱”是：“有堪使‘鬼’原非谬，无任唤 ‘兄’亦不来”，文人袁宏道直接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绵延到今天，二千多年儒家的道德伦理，并没有取代“钱”的地位，甚至近四十多年社会主义教育也敌不过“钱”。我国华社源自中国的移民社会，最主要目标就是挣钱来活命，连信仰的礼佛拜神，信奉上帝，都祈求保佑身体健康，顺利发财。景云大概发觉这一点，所以再在〈怎样侮辱文化人〉中申明：

“尊重金钱是一件好事，金钱是双刃剑，用起来是好是坏悉在用者存心，尊重金钱即是尊重自己的心，这绝不可与‘拜金’等量齐观。文化人所要求的，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在尊重金钱之际，也尊重文化，尊重文化的内在价值”。（页53）

虽然《发钱寒》比袁宏道那类文人诗更通俗化和深入民间，景云还是一再碰触华社生存的支撑点。

三）落地不生根的乡土意识
与此同时，景云在〈写吧——“我住的地方”！〉里召唤：

“马来西亚各地大小市镇，许多华人子弟离乡背井到大都市来求学，他们学成后应该回归乡邦，回去母校，回去宗乡会馆，回去教堂寺庙。第一，在将来的疯狂世界里这可能是保留人性最简捷的方法；其次，这样可以更有效的为乡邦做一些事，过比如修篡方志”。（页31）

值得思考的是，过去华社在困苦中培植起来的乡土意识，在1948年6月英殖民统治者实施“紧急法令”和马共展开武装斗争后，直到1960年马共溃败，“紧急法令”结束，遭受难以估计的摧残，这其间，居住在半岛郊区的华人，绝大部分被迫丢弃家园，迁入囚牢似的“新村”，华人占多数的大小市镇也同样划入特殊保安的“黑区”，命运和那些“新村”一样，华人的处境正如这节诗：“我们的生命比山芋还不如／至少山芋还有一块泥土／在那里容身／在那里生生死死”。现在那一段悲惨岁月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新村的屋地却仍旧属于临时租赁性质，这些“新村”的市镇，大多数是几百人或几千人，上万人的并不多，通常只有相当大的市镇才有宗乡会馆，教堂寺庙及学校，一般的只有学校和教堂寺庙，目前大体上没有温饱问题，可是这三十年来，并没有随着人口增加而取得同步发展，形成子弟学成后都滞留大都市，甚至更远的移民异国，景云在〈努力做自己思想的主人〉有个答案：

“在马来西亚今天这个特定的社会里，国家整体的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大圈，华人社会的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小圈，任何知识人都无法逾越。”（页175）

另外一个答案是：乡邦的母校规模有限，教堂寺庙只关注信徒多寡和神诞节日，宗乡会馆多数宁愿到遥远故国去寻根归宗，也不重视眼前先贤艰苦落地的足迹，诚如景云说的“没有前人的业绩可传承，就谈不上发扬光大。”（页170）真是“百年光阴一梦蝶”，为钱辛苦为钱忙，始终是落地不生根的乡土意识。

四）真话和精辟的旁征博引
真话是《云无心，水长东》的主要基调，例㈠〈他出题考我的热情〉说陈祯禄：

“而在绝大多数华人尚抱侨民思想的时代，作为土生华人的陈祯禄已在殖民地统治下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华人争取为本地人的权益，从有限的资料看，后人也可以窥见他作为领袖的光辉人格，……在这方面后来的华人政治领袖都难望其项背，英国人说：‘这种货色现在没有再出了。’这真是时代的悲凉。”（页198-199）

今天华社念念不忘毁家兴学的陈嘉庚精神，冷漠看待落地生根的陈祯禄精神，是景云说的“开出的旗号是划时代的”还是侨民遗绪作祟？

例㈡〈文化自由同盟的冷战公案〉提到“马华”文学：

“当年（1966）的新加坡华文文艺界，在思想上连启蒙还说不上，当时正值中国‘史无前例’时期，很多人在赤道边缘看得昏头转向；战前和战后，甚至延续到 60年代，新马两地的‘主流’文艺写作人，几乎毫无例外的都以中国的思潮马首是瞻。‘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界以郭沫若带头为‘人民性不强’的李白翻案，新加坡也出现一本谈评价历史人物的书。（此书作者署名景云。）”（页219-220）

明确指出所谓战前战后“马华”文学都是侨民文学，印证 80年代初王赓武说所谓“马华”文学史应叫“华侨”文学史的历史事实。最后一句更点出当时所谓马华作家不但是侨民作家，而且是政党扈从的跟尾巴高手。真话以外，旁征博引也很精辟，如〈舒梅赫在缅甸〉中的：

“佛教经济将会分清可更新与不可更新资源，一个文明若是建基在可更新的资源，诸如林业和农业等，单止这一点就比建基在不可更新资源如石油，煤炭，金属等的文明优越得多，这是因为前者可持久而后者不能，前者与大自然合作，后者则掠夺大自然。”（页115）

舒氏写于 46年前，世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佛教经济的优点，而在〈绿色思维的若于迷思〉引 Titmuss 的话：“未来这一观念并无实在，它只是人类所虚构，既然未来除开我们所声称者之外无实质，我们可以说未来实在并不重要。”（页133）别有一种看法，可以让读者看到山外有山，结合景云的分析而驰骋思考。

五）冷静的看待时间和生命
从第一篇〈核心人文价值与课程〉到最后一篇〈值得玩的人生游戏〉，不论是剖析，说理，引述，辩论，都没有急躁或谩骂，完全保持一贯的冷静，像〈文化批评的匮乏〉说：

“作家和画家十居八九都自大而缺乏自知之明，谦虚只是在赞美时用以应对的手腕，略有成就而勉强成家的老手固然如此，低能手和新手何尝不然，对赞美脸厚，对批评脸薄，脸一薄就容易翻，对批评者视若仇敌。”（页23）

再如“中共40年的‘政治挂帅’所造成的文化破坏，并不比‘文革十年’为轻，而两者更具有因果关系”。（页43）同样的，在〈历史启示我们“我是谁”〉说：“……各个文化范畴的批评若不能严正，结果是欺骗，今天欺骗我们自己，明天欺骗后世和历史，罪咎大极。”（页189）明确针对事实，没有激动的煽情，即使是驳斥许光道大侠的辱骂，也仅是：

“原来他的道德勇气是有这么一个条件的。……一个人必须花大半生的岁月，拼命挣钱，努力往上爬，专心致志的玩这个拜金社会最心醉的人生游戏，才能奠定这样的条件，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这样的条件，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玩这样的人生游戏，不玩，不屑玩，不玩，因为没有这样玩的心性。……”（页173）

只有冰凝的怒火，潜伏在冷静蔑视里。在〈值得玩的人生游戏〉质疑迪洛普的超越游戏：

“艺术游戏圈里可能过分商业化，修养奇缺。科学（学术）游戏圈里可能‘海’水泛滥，虚荣心膨胀；而宗教游戏圈里则千局处处，即使是所谓正信界也充斥着人性弱点，至于大宗师游戏，就须得大宗师而问之了。”（页242）

除了一丝幽默，仍然是冷静。就是深沉的冷静，往往缺少一些玄想，越发觉得“世事有如水面的涟漪，当其“动能”逐渐的消失之后，水面将重归平静”沉静里闪烁时间与生命的交替。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在小说〈纸牌的秘密〉里说： “时间不会过去，时间也不会滴答响，过去的是我们的生命，滴答响的是我们戴着的手表”，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也以鸟喻人说：“鸟儿在思忖着，时间在匆匆地飞逝呀！可是鸟儿没有发现，时间是无限的，不动的，飞逝的只是鸟儿自己”。读过再读《云无心，水长东》，看景云这么积极的翻检探讨种种人世的幻变，一方面无为的自在，一方面投入的煎熬，不是苍凉孤寂，而是发挥“我最重要”的终生工作，将一瞬人生投向永恒时间。

2002.04.19　刊于南洋商报·文学观点

Remembering one woman’s courage

• Review by OOI SI MUN

I WONDER how many people of my generation (I’m 39), or the next, know of Sybil Kathigasu? I certainly don’t recall learning about her in school or from my peers. Older relatives, in their re-telling of wartime suffering, did not mention her name.

Had I not picked up a reprint of her memoirs entitled No Dram of Mercy, I’d probably remain ignorant of Kathigasu, recipient of the George Medal, “the highest British civilian award for bravery”.

Kathigasu was unabashedly pro-British (a sample: “I reminded the guard of what Malaya owed to Britain, and of the amount of talent, labour, money and material which had gone to make Malaya the happiest and most advanced country in the East.”), but this Eurasian lady also had pride as a Malayan and did the utmost to assist her fellow nationals, particularly in the town of Papan, Perak.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Malaya, Kathigasu, whose husband was a doctor, provided medical aid to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of all races, and to members of the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MPAJA).

Her tenacious character is first revealed in her refusal to join the British withdrawal to Singapore. Then there’s her persistence in tuning in to radios (instead of turning them in) for news from the free world. Her perilous aid to MPAJA guerrillas finally led to her betrayal and incarceration by the dreaded Kempetei (Japanese secret police).

In No Dram, the author does not wallow in self-pity, choosing not to dwell on personal suffering but telling of beatings and torture in an almost matter-of-fact way:

“The places on which the blows were concentrated were those containing no vital nerve or organ so that no permanent injury resulted to the victim ? these parts of my body were soon solid bruises.”

That which apparently mattered more to her was the well being of her loved ones, including her five-year old child, Dawn, who was strung up a tree and threatened with immolation by Kathigasu’s sadistic interrogator, Sergeant Yoshimura.

Kathigasu’s selflessness can best be summed up in her own words:

“The thought (of death) did not disturb me ? and I had the consolation of knowing that my family would be safe, and that I had successfully resisted all attempts to wring from 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guerrillas and their contacts.”

Her sudden demise not long after liberation casts a shadow on her otherwise triumphant story, and, unfortunately, we learn not of the fate of several important characters in her book.

These include Moru, her link with the guerrillas; Chen Yen of the MPAJA; and Dr A.C. Kathigasu, her husband.

With so little in evidence today of Sybil Kathigasu’s grit and sacrifice, No Dram of Mercy serves as reminder (or introduction, for those of my generation, perhaps) of a woman who survived terrible odds with only her unwavering faith in justice and in God, and of a time when Malayans of all races persevered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Sunday March 25, 2007

报殇

• 庄迪澎

马来西亚非常缺乏中文媒体著作（无论是评析中文媒体业的著作，抑或中文书写的媒体评论），然而，当执政集团“国民阵线”成员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对规模最大、控制十七种书报杂志的中文报业出版集团—南洋报业控股展开具有政治意图的收购行动后，与收购案有关的书籍接踵出版，《报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次收购案得到当时的首相马哈蒂尔撑腰。收购案消息传开后，华人社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收购运动，九十位评论作者自发性展开“罢写运动”，拒绝供稿给四家有利益关系的中文报章。一场捍卫新闻自由的运动由此展开了。
   南洋报业集团的主要竞争者“星洲报业集团”也牵涉其中，星洲报业集团旗下销量最高的《星洲日报》不但不刊登反收购运动的消息与评论，也不断刊登攻击罢写运动及其主事者的文章。
   为了传达反收购／罢写运动的重大意义，也为了记载中文报章不愿刊登的异议，罢写的评论作者编辑了《报殇》，收录二十位作者的廿四篇批判南洋报业收购案的文章。这些作者都是当地杰出的评论人。
   《报殇》的书名宣示了这是一本“哀悼”大众媒体（报纸）因执政党强攻而沦陷的著作。全书共分四部份︰（一）背景、（二）悼︰政党控制新闻、（三）悼︰集团垄断媒体，以及（四）附录。《报殇》不但把收购案的演进整理爬梳，让各方的观点对照，使矛盾的政客与撒谎的信徒无所遁形，也论证收购案的历史成因，以及其政治与商业内幕。
   《报殇》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及时挑战了收购案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作者群皆以理性的议论方式回应执政党及星洲报业集团的抹黑与诬蔑，充份展现专业能力与知识操守。
   可以这么说，《报殇》实际上也反映了华人知识群体（尤其是新生代知识群体）的具体浮现，这本书也肯定能帮助马来西亚以外的读者深入认识马来西亚的中文媒体业、新闻自由程度，以及执政党垄断媒体所有权的现象。

2004-06 香港 传媒透视

仿佛昨天才写的文章！

刊于南洋商报 2007/12/31

“江湖第一笔” 张木钦最新作品集《榴梿当头》，仿佛是昨天才写毕交稿刊印的文章。
张木钦文笔简练风趣却锋利深刻，他讽谏时弊每每巧用譬喻，妙趣横生，嬉笑怒骂间，让人读了大快人心，也有许多值得深思之处。
《榴梿当头》收录的74篇精彩评论，其中前58篇是作者于2001～2002年间所写的专栏文章，另外 15 篇原刊于 1993 年。

我们依然原地踏步？
文章内容涉及各种社会现象及议题，例如政治花招、党团闹剧、官场黑幕、华教困境、民间疾苦等等，反映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境况。
然而把这些作品对照当今国内局势和官场现象，不禁让人要问：究竟是张木钦有先见之明，能预见未来之事？还是多年来，我们依然原地踏步？
读张木钦，仿佛就是看《射雕英雄传》里的洪七公行侠仗义，一招一式都正气凛然，威力十足，挨了掌的人固然痛彻心扉，但也只有自叹倒霉。
只因为，洪七公仗义出手，替天行道，大快人心。
张木钦的笔锋，也是如此。

神来之笔让人莞尔
在〈快点！我要提高收费〉，谈政府接手管理巴生谷公共交通，要整合成为一个系统。转眼6年过去了，张木钦在文中嘲讽的轻快铁站“与世隔绝”、“汽车入市收费”、“提高停车费减少停车位”、巴士服务考验搭客的韧性等，如今依然每天上演，实令人读来摇头不己。
在〈胜则追杀，败则切齿〉，张木钦一句 “我们局外人以为党国领导人是选举出来的，有选举才叫民主；当局者却认为选举会造成分裂，所以应该安排，至少要安排最重要的职位”；还有谈及马华党选，笑问一句 “马华是不是允许失败者生存呢？” 即使今日回顾2005年马华党选及来届党选，都有令人深思之处。
张木钦写〈搞团结会搞到翻脸〉的时代背景，是巫统邀回教党谈马来人大团结，结果回教党说巫统应解散保留一个党（回教党）才能团结马来人。张木钦笔锋一转，转向一直号召华人大团结，声称代表华人的马华。他又举当年林敬益在马华搞 “华人大团结”，结果让总会长陈修信把整帮人开除。
“华人大团结比不上总会长宝座更重要，若威胁到宝座，团结可以不要。”读来实是令人拍案叫绝。
谈到大集会，2001 年街头依然“烈火莫熄”。在〈黑色日子老神在在〉，张木钦就警方在 4 月 14 日“黑色十四”大逮捕据说企图以武力推翻政府的蔡添强等7人事件，戏谑说市民“淡定如故，只问会不会塞车”。
他说，“有枪的人永远赢过手无寸铁的人，不论是 5 万人或是 50 万人，遇到枪炮便倒地不起，真正掌控大局者是军队，缅甸如此，菲律宾如此，印尼也如此。街头示威能造势，不能定江山。”
即使是街头示威，张木钦点评韩国人与大马人表现就很传神：
“也许国民性格可以从示威中表现出来：韩国人像武夫，大马人像秀才；韩国人打跆拳道，大马人跳‘浪迎舞’。”
而他神来一笔“会不会闹翻天？也许起初热烘烘，过后主办者还得打广告吸引听众，不忘声明‘入场免费’，而民众越来越挑剔，非名嘴不听，非大场不到，因为禁止的东西才可贵，一旦开放便稀松平常”，如今读来，仍让人会心一笑。
张木钦对时事总能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而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就以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张木钦在一片诉诸情绪的愤怒指控声中，提出了更多人该自省的地方：
“日本人的行为，等于不久便喝问一声：‘亚洲人！你们忘了上一代的血海深仇吗？’我们的回答是：‘真的差一点忘了，多谢你的提醒’。”
对于狗仔队，张木钦反思本地新闻业采访的方式。“比之狗仔队，我们的记者是十足的君子……不论是政商娱乐各界，甚至华团名人，有事宣布便来个记者会，讲出他们所要你报道的，略去他们不想让人知道的……记者招待会的新闻，好像成为最正当、唯一正当、此外皆不正当的新闻来源，充斥了篇幅。”
因此，他说狗仔队在港台那种自由环境能够生存，却不是每个社会都允许他们生存。“换句话说，狗仔队还是一个社会奢侈品呢”！
最近扫荡非法外劳的新闻又见报，再重读张木钦在2002年所写的〈但愿这次打真章〉实让人莞尔，他说扫荡非法外劳招式已用老，唯该此也许会有成绩，因为首相发火了。
“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一些不该存在的现象明明存在却没有人去理，忽然有一天给首相发现了，怒斥一声，事情便搞定，包括小如垃圾堆积如山，大如铲山破坏环境，都要首相亲理。”
读毕张木钦这些多年前所写的文章，对照时局，怎不令人再叹“江湖第一笔”的高瞻远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