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永恒，人生一瞬

　　——张景云的《云无心，水长东》

• 唐林

川阅水而成川，水滔滔而日度；
世阅人而成世，人冉冉而行事。
——晋·陆机〈叹逝赋〉

我自然只能当个很小很小而不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中·瞿秋白〈我〉

一）仅是扮演魔鬼的代言人
张景云掬取陶潜的“云无心以出岫”前三个字，和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后三个字作书名，既逍遥淡泊的自在，又纠缠尘网的煎熬，确是别具况味。他在〈文化、金钱、权力的三角习题〉中说：“……我个人是个彻头彻尾文化安那其主义者，用东方式的说法，我是个道家。”(页41) 在〈文化的二分与冲突〉里说：

“我个人是个思想上的吉普赛，对什么都是拿来主义，保守主义的裤子也好，自由主义的披风也好，我都可以随机拿来穿着”。(页135-136)

又在〈个人在至大至小之间〉表白：

“我只是个报纸佬，同时是一个可敬的女人的丈夫、两个可爱的小女孩的爸爸，并且私心希望配得上是不少三种益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的朋友……我的心上也驮载着不少悲剧，许许多多别人的悲剧。……我想到的是天底下那许许多多和我一样默默承担着这些重量的小人物。”（页76）

接着说：“你必须告诉自己，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更好的指引你走这条人生的路。”（页79）他坚持保持清醒，认为读“诗和小说使我清醒，让我体会‘我最重要’。”（页80）

此外在〈一个读书人的感恩辞〉中说：

“一切恩惠都是美丽的，餐桌上的米饭和清茶，或是面包和白开水，皆是小小的神迹和小小的恩典，一个人越是用心生活，就越欣赏和珍惜人生旅途上这无数的小资粮。”（页93）

但他绝不自卑，被许光道大侠辱骂时，引百年前一位美国诗人的座右铭：“你别妄自菲薄，当珍惜所业，因为在艰难时世，它将是你的支柱。”又强调：“我尊敬大侠和银行经理，我尊敬稻农、清道夫、教师和补鞋匠，也请容许我尊重我自己从事的工作。”（页173〈努力做自己思想的主人〉）他就是这样热爱生活，面对人生，绝没有以当代英雄来自我膨胀，认为这类探讨对社会种种潮流弊病的论述，“仅是扮演魔鬼的代言人”。（页42）

二）碰触华社生存的支撑点
第一篇〈核心人文价值与课程〉就尖锐指出：

“马来西亚华人需要本身的‘母亲教我的歌’，《毕业歌》和《友谊万岁》，来表现我们特殊的生活环境社会风俗或思想感情。……我们是移民的后裔，我们的文化里难免会有很多借来的因素及内容，而生活在一个空间距离不断被尖端通讯科技征服的地球村里，我们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对别人的文化也应抱包容态度，在谈论探寻马来西亚华人的核心人文课程与核心文化价值时，这自然会形成一种抉择上的吊诡和紧张。”(页4)

景云的应对方法是：

“精神文明必须与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步开展。……学校里应该落实‘以人为目标’的非功利性核心人文课程，更应把社会转变成不设围墙的学校，使人的自我实现成为终生的‘功课’。”（页7）

原因是“社会教育欠缺积极性的人文价值所倚仗以发挥作用的核心课程”，形成许冠杰的《发钱寒》之类的消极因素大行其道，“并且像癌细胞般的威胁社会有机体的精神文明的健康”。（页5）其实《发钱寒》能够由香港冲淹东南亚华社，是它符合华社生存的支撑点，早在二千四百年前春秋时代，“钱”便是中国人社会生存的支撑点，孔夫子赞美“一箪食，一瓢饮”是抗拒“钱”的诱惑，稍后战国时代，屈原拒绝渔父的劝告，是蔑视“钱”的行径。六百年后晋代鲁褒说真话，在〈钱神论〉中歌颂钱“亲爱如兄”，被同时代读书人排斥，事实是“钱”仍然支配一切，一千年后，时代画家沈周慨叹“钱”是：“有堪使‘鬼’原非谬，无任唤 ‘兄’亦不来”，文人袁宏道直接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绵延到今天，二千多年儒家的道德伦理，并没有取代“钱”的地位，甚至近四十多年社会主义教育也敌不过“钱”。我国华社源自中国的移民社会，最主要目标就是挣钱来活命，连信仰的礼佛拜神，信奉上帝，都祈求保佑身体健康，顺利发财。景云大概发觉这一点，所以再在〈怎样侮辱文化人〉中申明：

“尊重金钱是一件好事，金钱是双刃剑，用起来是好是坏悉在用者存心，尊重金钱即是尊重自己的心，这绝不可与‘拜金’等量齐观。文化人所要求的，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在尊重金钱之际，也尊重文化，尊重文化的内在价值”。（页53）

虽然《发钱寒》比袁宏道那类文人诗更通俗化和深入民间，景云还是一再碰触华社生存的支撑点。

三）落地不生根的乡土意识
与此同时，景云在〈写吧——“我住的地方”！〉里召唤：

“马来西亚各地大小市镇，许多华人子弟离乡背井到大都市来求学，他们学成后应该回归乡邦，回去母校，回去宗乡会馆，回去教堂寺庙。第一，在将来的疯狂世界里这可能是保留人性最简捷的方法；其次，这样可以更有效的为乡邦做一些事，过比如修篡方志”。（页31）

值得思考的是，过去华社在困苦中培植起来的乡土意识，在1948年6月英殖民统治者实施“紧急法令”和马共展开武装斗争后，直到1960年马共溃败，“紧急法令”结束，遭受难以估计的摧残，这其间，居住在半岛郊区的华人，绝大部分被迫丢弃家园，迁入囚牢似的“新村”，华人占多数的大小市镇也同样划入特殊保安的“黑区”，命运和那些“新村”一样，华人的处境正如这节诗：“我们的生命比山芋还不如／至少山芋还有一块泥土／在那里容身／在那里生生死死”。现在那一段悲惨岁月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新村的屋地却仍旧属于临时租赁性质，这些“新村”的市镇，大多数是几百人或几千人，上万人的并不多，通常只有相当大的市镇才有宗乡会馆，教堂寺庙及学校，一般的只有学校和教堂寺庙，目前大体上没有温饱问题，可是这三十年来，并没有随着人口增加而取得同步发展，形成子弟学成后都滞留大都市，甚至更远的移民异国，景云在〈努力做自己思想的主人〉有个答案：

“在马来西亚今天这个特定的社会里，国家整体的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大圈，华人社会的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小圈，任何知识人都无法逾越。”（页175）

另外一个答案是：乡邦的母校规模有限，教堂寺庙只关注信徒多寡和神诞节日，宗乡会馆多数宁愿到遥远故国去寻根归宗，也不重视眼前先贤艰苦落地的足迹，诚如景云说的“没有前人的业绩可传承，就谈不上发扬光大。”（页170）真是“百年光阴一梦蝶”，为钱辛苦为钱忙，始终是落地不生根的乡土意识。

四）真话和精辟的旁征博引
真话是《云无心，水长东》的主要基调，例㈠〈他出题考我的热情〉说陈祯禄：

“而在绝大多数华人尚抱侨民思想的时代，作为土生华人的陈祯禄已在殖民地统治下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华人争取为本地人的权益，从有限的资料看，后人也可以窥见他作为领袖的光辉人格，……在这方面后来的华人政治领袖都难望其项背，英国人说：‘这种货色现在没有再出了。’这真是时代的悲凉。”（页198-199）

今天华社念念不忘毁家兴学的陈嘉庚精神，冷漠看待落地生根的陈祯禄精神，是景云说的“开出的旗号是划时代的”还是侨民遗绪作祟？

例㈡〈文化自由同盟的冷战公案〉提到“马华”文学：

“当年（1966）的新加坡华文文艺界，在思想上连启蒙还说不上，当时正值中国‘史无前例’时期，很多人在赤道边缘看得昏头转向；战前和战后，甚至延续到 60年代，新马两地的‘主流’文艺写作人，几乎毫无例外的都以中国的思潮马首是瞻。‘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界以郭沫若带头为‘人民性不强’的李白翻案，新加坡也出现一本谈评价历史人物的书。（此书作者署名景云。）”（页219-220）

明确指出所谓战前战后“马华”文学都是侨民文学，印证 80年代初王赓武说所谓“马华”文学史应叫“华侨”文学史的历史事实。最后一句更点出当时所谓马华作家不但是侨民作家，而且是政党扈从的跟尾巴高手。真话以外，旁征博引也很精辟，如〈舒梅赫在缅甸〉中的：

“佛教经济将会分清可更新与不可更新资源，一个文明若是建基在可更新的资源，诸如林业和农业等，单止这一点就比建基在不可更新资源如石油，煤炭，金属等的文明优越得多，这是因为前者可持久而后者不能，前者与大自然合作，后者则掠夺大自然。”（页115）

舒氏写于 46年前，世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佛教经济的优点，而在〈绿色思维的若于迷思〉引 Titmuss 的话：“未来这一观念并无实在，它只是人类所虚构，既然未来除开我们所声称者之外无实质，我们可以说未来实在并不重要。”（页133）别有一种看法，可以让读者看到山外有山，结合景云的分析而驰骋思考。

五）冷静的看待时间和生命
从第一篇〈核心人文价值与课程〉到最后一篇〈值得玩的人生游戏〉，不论是剖析，说理，引述，辩论，都没有急躁或谩骂，完全保持一贯的冷静，像〈文化批评的匮乏〉说：

“作家和画家十居八九都自大而缺乏自知之明，谦虚只是在赞美时用以应对的手腕，略有成就而勉强成家的老手固然如此，低能手和新手何尝不然，对赞美脸厚，对批评脸薄，脸一薄就容易翻，对批评者视若仇敌。”（页23）

再如“中共40年的‘政治挂帅’所造成的文化破坏，并不比‘文革十年’为轻，而两者更具有因果关系”。（页43）同样的，在〈历史启示我们“我是谁”〉说：“……各个文化范畴的批评若不能严正，结果是欺骗，今天欺骗我们自己，明天欺骗后世和历史，罪咎大极。”（页189）明确针对事实，没有激动的煽情，即使是驳斥许光道大侠的辱骂，也仅是：

“原来他的道德勇气是有这么一个条件的。……一个人必须花大半生的岁月，拼命挣钱，努力往上爬，专心致志的玩这个拜金社会最心醉的人生游戏，才能奠定这样的条件，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这样的条件，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玩这样的人生游戏，不玩，不屑玩，不玩，因为没有这样玩的心性。……”（页173）

只有冰凝的怒火，潜伏在冷静蔑视里。在〈值得玩的人生游戏〉质疑迪洛普的超越游戏：

“艺术游戏圈里可能过分商业化，修养奇缺。科学（学术）游戏圈里可能‘海’水泛滥，虚荣心膨胀；而宗教游戏圈里则千局处处，即使是所谓正信界也充斥着人性弱点，至于大宗师游戏，就须得大宗师而问之了。”（页242）

除了一丝幽默，仍然是冷静。就是深沉的冷静，往往缺少一些玄想，越发觉得“世事有如水面的涟漪，当其“动能”逐渐的消失之后，水面将重归平静”沉静里闪烁时间与生命的交替。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在小说〈纸牌的秘密〉里说： “时间不会过去，时间也不会滴答响，过去的是我们的生命，滴答响的是我们戴着的手表”，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也以鸟喻人说：“鸟儿在思忖着，时间在匆匆地飞逝呀！可是鸟儿没有发现，时间是无限的，不动的，飞逝的只是鸟儿自己”。读过再读《云无心，水长东》，看景云这么积极的翻检探讨种种人世的幻变，一方面无为的自在，一方面投入的煎熬，不是苍凉孤寂，而是发挥“我最重要”的终生工作，将一瞬人生投向永恒时间。

2002.04.19　刊于南洋商报·文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