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读张景云先生的两本新书《云无心，水长东》和《见素小品》，令人愉快非常。将那两本封面设计和颜色都两相素淡的书捧在手中，真的如见张先生其人，虽然我们已经接近二十年不曾碰面了。我读到《见素小品》的其中一篇〈人间旧雨〉，提到黄学海在加星路所办的一个烧烤晚会，想了想，那次可能就是我们最近一次的会面。若我的记忆准确的话，那已经至少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而张先生是我近卅年来最敬佩的文化人。这样称呼他，也是一种因循将就，因为我觉得如果称他为“文人”，则是更加的不妥。根据书中内页的作者简介，除了我已经知道的两种身份，舞文（那是此二书的由来）和弄墨（那是画家的身份），原来他还曾当过临时教员、灰料工人、独中文员、小园主助理、家庭教师、画廊经理、夜总会乐队经理等等，活脱脱像个无所不能的万能老倌。
由这一长串的职业名录，我才知道自己对张先生的了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我们于 1972 年的初次会面时。那一天，陈瑞献带着我这个也是第一次见面的长期笔友，来到新加坡的“第一画廊”（Alpha Gallery），会见张景云和据瑞献说是画廊老板的画家丘瑞河先生。张先生那时是该画廊的经理。
虽然我那时不知道画廊经理是干什么的，但由于念的是商科，知道能当上经理的都是领导人才，都是人物，所以十分敬畏。可是这个经理人物却显得很木讷腼腆，一张棕色的脸含着有点局促不安的笑意，任由丘陈两位辩才旁若无人、滔滔不绝地各发高论。
我好奇地打量着他，以经理的身份，他的衣着打扮确是与一般机构的经理不同——那天他穿着一件乳白色的印度棉纱薄衫，领口裁成 V 字，上面有精致的刺绣，有点宽袍大袖飘飘然的况味。那种印度棉纱衫，是六十至七十年代最盛行的装束，我至少拥有过两三件同系列的衬衫。
那天不记得他是否有佩戴上珠链叮当的装饰，因为据说他那时的打扮都很前卫，但那身印度装，却是令我印象深刻。后来的那将近卅年光阴，一提起他的名字，便想起那次会面时的第一印象。
在画廊里，不知怎的我会翻到他以英文写的一篇画评，这里暂借周瘦鹃在那篇〈写在紫罗兰前面〉赞赏张爱玲的话：“我约略一读，就觉得他英文的高明”。张先生的英文之佳，真是令我惊为天人。后来回到瑞献家提起此事，方知道原来他完全靠阅读自修得来，令我更加心悦诚服，觉得他真是天人一个。
但他何止写曾经那么让我惊叹的画评，在那段时期里，原来他也创作英文诗，“梦里也编织英文诗句”〈英培安〉，真真正正的多才多艺左右皆逢源。
但这样一个喜欢读书写作的人，也得常为生计而发愁〈三艺友〉；曾被学校开除〈韩中八月〉；获纽约美术学校录取，但申请签证却被拒，只能“噙着泪水，在中午艳阳下踏着自己的影子离开” 〈蔷薇无所谓因由〉，以及生活中无数大大小小的挫折和磨练，他在《见素小品》中平静从容地道来，把曾经蒙受的屈辱和痛楚都淡化了。也许那是经历岁月河流淘洗下的澄明，但一样令人为之动容。
《见素小品》里的多篇文章我曾再三翻读神游其中，那是因为他笔下那个魂萦梦牵的槟城也是我的家城。在这点上，我们算是半个同乡，虽然他出生于缅甸，据闻祖母还是缅甸裔。
那些一个个叫作大咯巷（我在十八岁之前就住在那里附近）、五盏灯、大路后、青草巷、姓王公司、牛干冬、日落洞、菩提中学、车水路、沓田仔、春满园等等街名和坐标，都带了点淡淡的哀愁，即使在过去的卅年间槟榔屿仅是我返乡度假的家城，但也一样地像那首引述的诗所说的“岛上的羁人年年渐老”。
《见素小品》内的散文，其实不过是张先生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下的副产品，因为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的社会文化评论文章。还在他以“芜阶先生”的笔名写评论时，我已是他的忠实读者，觉得他的文字不只雄辩滔滔，还有一般评论文章所难得一见的幽默机智。单是那个笔名，便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却原来他还有“马华评论第一剑”的雅称，真是恰当的很，因为放眼当下，也只有他才配称为马华第一健笔。
- 收录于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文学自由谈杂志社出版的《文学自由谈》双月刊，2002年5月号（总第88期），第137-139页。主编任芙康。
- 原刊于《中国报》17.11.2011〈淡素的云彩〉
